▲2018物质科学奖获奖者：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马大为、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冯小明、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三位科学家
网易《改革亲历者》对南开大学周其林教授进行了专访，在专访中周其林教授一番振聋发聩的发言带给了我们深深的启迪——
在自然界中，有这样一种现象，组成、结构相同的同一种分子，却表现出完全不同，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特性和功能，就好比我们的左右手。再比如生活中许多常见的药物、香料甚至我们使用的液晶屏，其中都有手性化合物的身影，而周其林院士正是研究手性分子合成的一位科学家，近期，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他，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。
（一）市面上能买到的药有一半是手性药物
网易新闻：在自然界中，手性化合物大概占了多大的比例？
周其林：自然界发现的物质里面有多少是手性的，没有统计过，应该是有很多手性的，也有很多非手性的，但是复杂一点的有机化合物多数都是手性的，但是具体的比例我不掌握。越是复杂的天然产物，比如说你拿一棵树、草药来分析，里面越复杂的物质越是手性的。
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药有一半是手性药，正在研发的新药中，手性药占到三分之二，也就是说药里面多数是手性药。
这个跟我们的身体有关，因为组成我们身体的基本物质，比如蛋白质、核糖核酸（DNA），糖（淀粉和纤维素都属于糖类）等都是手性的。既然组成我们身体的基本物质是手性的，那你吃进去一个手性药，身体当然对它的两个形式（左手形式和右手形式）就有一个识别。一个作用强，一个作用弱，一个有正的作用，一个可能有反作用，有毒副作用，这是很正常、很容易理解的。
网易新闻：那构成人体的分子中又大概有多大比例是手性的？
周其林：很难讲。为什么呢？比如我们讲蛋白质，到底人体有多少种蛋白质，我现在不掌握这个数据。到底有多少纤维素，有时纤维素已经很难用分子概念描述了，比如组成肌肉的主要物质纤维素，要是放大看的话，就像麻绳一样，一圈一圈搅在一起，到底是是多少个分子？这已经不能用分子的概念了。我只能说组成生命的一些基本物质，如蛋白质、DNA、糖类都是手性的。生命体内还有很多其它的物质也是手性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它到底能占到什么比例。因为有的是大分子，有的是小分子，有的根本不能用分子的概念来描述。所以，已经不好用分子的百分数来说这件事情。
网易新闻：其实问这个是要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，假如有一天组成人体的这些有手性的分子都变成反向的，就是变成它的异构体了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？
周其林：有人在做这个研究，我相信人是能活的，只是跟我们现在所有的现象和行为是反的，甚至你都看不出来它是反的。
因为左手和右手你看不出差别，换个个儿你也看不出来。应该说这种情形下人活着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只是整个行为什么的全反了一遍。
但是，做这个研究的意义不一定要做出一个反向生命来，而是要（也能够）做出反构型的分子来。这些与天然构型相反的分子，尤其是蛋白质或者多肽（由多个氨基酸连在一起的分子），进入人体后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性质，就有可能发现新药。
为什么？人体经过长期的进化已经发展出一些机制来，能够代谢掉它以前遇到过的那些东西，现在把构型全反了，它以前没见到过，也就不具备代谢掉、消化掉这些东西的能力，所以那个药的结构就得以保留，药效就可以起作用了。所以说，研究反构型分子对于开发新药很有意义。
人们研究反构型物质（与人体手性物质的构型相反）合成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是合成一个镜像生命，但那不是真正的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要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找到有用的分子。
（二）化学是中国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的学科之一
网易新闻：我们60年代合成了牛胰岛素，70年代又合成了青蒿素，那么近些年来在有机化学方面又有哪些比较大的成就？
周其林：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回答的，我们60年代会有一个标志性的成果，70年代有一个标志性的成果，其实你还少数了一个，是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运核糖核酸，当时也是我们先做出来的，也是标志性的成果。
但是，之所以有这些标志性的成果，是那个年代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发达，国家采用“两弹一星”的做法，在科学研究上举全国之力，来攻关一些事情。
那时觉得某个研究方向很重要，很有希望出成绩，或者很有用，国家就组织一些科研人员联合攻关，比如像胰岛素，就有北京大学、中科院上海生化所、中科院有机所等好多单位参加。青蒿素项目参加的单位就更多了。但是，因为这样的研究特别少，所以才显得很突出。
现在中国的研究队伍大了，研究项目也多了，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有很多，所以也就很难举一两个例子。
网易新闻：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有机化学这块儿在国际上还是处于比较前列的？
周其林：我引用基金委报告里的话来回答你，我国化学学科是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的学科之一。有机化学的研究水平也大致如此。当然，我们还是有差距，原创的东西还不多。
网易新闻：您觉得中国现在原创性的成果少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哪方面的？
周其林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还是时间短，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没认识到。
虽然我们建国这么多年了，但是真正重视基础研究、较大力度投入基础研究的时间很短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很久才开始。我是1996年回国工作的，当时还没法儿做基础研究。我回来的时候学校支持了2万元经费做研究，两间实验室空空如也，买了几个瓶瓶罐罐经费就没了，没法儿做研究。然后我就跟公司合作（当时国内的公司还没有合作愿意，只好跟国外的公司合作），帮他们解决一些技术难题，然后省下一点经费来做我的基础研究。
一直到了2000年过后，国家开始增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，基础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。仔细想，2000年到现在2018年，才18年的时间。用18年的时间我国基础科研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是不容易的。别的学科情况我不是非常的清楚，但是化学，尤其是我们有机化学，在国际上的地位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做基础研究有个过程，你得要培养学生，你得要培养整个的学术的氛围，不是说做就做，它跟技术不一样。技术可以引进，你从外面引进一个汽车生产线，引进一个手机生产线，照着一模一样地做，肯定能出产品，甚至于质量检验系统也能引进，专家也能引进。但基础研究就不一样了。基础研究是研究未知的东西，是在创新，那首先要建立一个研究平台，包括仪器条件建设、学生培养，还包括学术氛围的建立。这些都是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。这是一方面的原因。
还有一方面的原因，是我们国家缺少科学传统，民众的科学素养严重缺失。我们知道，科学是外来的东西，“五四”时期喊的口号就是科学和民主，但是到今天我们国民的科学素养还是没有多大的提高。很多人并不反对科学，但是你只要一跟他深谈，或者看他做的一件事情，就会发现他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素养。
比如，遇到一些事情也不问为什么，就会盲从盲信，这是典型的缺少科学精神的表现，这会严重阻碍我们国家科学的发展，妨碍创新。
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要说一个东西有毒，有科学素养的人会问，你有什么依据？你做过实验没有？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，我们中国人都吃了一千年了，怎么会有问题？
我们的国民之所以缺少科学素养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社会，没有科学基础。从这一点上讲，我们科学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学校有很多的任务要做。但是媒体也有很大的责任，要有起码的判断能力。比如广告说某个化妆品是全天然的，不是化学的。你要知道天然的也是化学品，而且天然的和化学合成的没有任何区别，这是第一；第二，现在所有的化妆品，没有一种是采用纯天然物质的，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化学合成物质。如果媒体有这样的判断，就不会刊登这样的广告。所以说，媒体对科学普及有巨大的责任。
网易新闻：在许多领域，学界跟业界之间脱节的现象特别严重。化学在这方面是不是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？
周其林：对。
国内的企业现在也开始重视，所以我的合作对象从原来的单纯的国外企业，现在变成了国外和国内都有了，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。对企业的发展，技术起着关键作用，如果说技术不升级的话，环保都通不过，那你就得关门，所以必须要寻求新技术。
以前是我们找上门，因为企业的水平还不够，还不了解我们科研在做什么，能做什么，我们有义务去向他们介绍。现在企业研发水平上去了，回归正常了，反过来，企业找我们。
（三）实验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化学家都比较务实
网易新闻：您觉得从事化学这块的研究，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
周其林：学化学的人，从品质上来讲，可能比较务实一点。
你看化学家，说过头话的比较少。在外面说话极端一点的，夸大一点的（不一定是吹牛），多数不是学化学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学科特点决定的，化学是实验学科，你说得再好，如果最后实验没有做出来就不算数。因此，过头话很少人说，说了也没用，别人不相信。化学的这一学科特点养成了化学家务实的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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