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抗体偶联药物是当然研发最晚火热的领域之一,跨越的百年的发展,历经四十多年的突破,11款ADC药物被FDA批准,117款药物停止研发,近200款药物仍然活跃在临床阶段。
我们到底从此前的药物研发中得到何种启发?又是否对ADC的药物开发存在一定的误区?本文节选Zymeworks的Raffaele Colombo博士,在2023年11月AACR-NCI-EORTC国际会议的讲稿,以期指导更好的ADC药物开发。
经典的ADC开发理念认为:1.基于抗体的靶向性,ADC药物会显著提高给药窗口,相比小分子payload,具有更高的MTD最大耐受剂量和更低的MET最小起效剂量;2.基于非靶毒性的控制,可能更稳定的linker更有利于药物的成功;3.魔弹理论,ADC药物可能会精准地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,而不影响正常细胞。
关于第一条理论,此前已有文章单独进行过论述(ADC的设计哲学挑战:临床获益是否真的来自于治疗窗口的提高吗?),MTD的误区主要在于临床前和临床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差别。
T-DM1为例,在小鼠和大鼠中,ADC药物都体现出比小分子payload更好的耐受性,这在其它的ADC中也是一样的。
然而进入人体后,无论何种payload类型的ADC药物,通过归一化进行计算后,其ADC药物相较于小分子payload的MTD并没有显著提高,还是同一浓度水平。
MED方面很难进行头对头荟萃分析,只能说在各类肿瘤适应症中,相较于同一归一化浓度的小分子payload,ADC药物体现出更高的药物响应率。
基于以上结果,理论1实际上可以修正为,ADC药物和小分子payload的MTD基本一致,同时由于MED的数据并未临床建议,只能说相较于同一归一化浓度的小分子payload,ADC药物体现出更高的药物响应率。
对于linker的稳定性,无论对于小分子的释放,还是带有linker的小分子释放,实际上没有绝对稳定的批准ADC药物,大多数ADC的稳定性在50%左右。
对于马来亚酰胺偶联的ADC药物,最大的诟病就是逆迈克尔反应,造成linker-payload水解后,于其它体内的白蛋白等物质进行偶联,造成非靶的偶联和杀伤。
所以对于已经批准的采用马来亚酰胺技术偶联的ADC药物没有绝对的稳定性,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再偶联情况。
当然这些linkerd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影响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。
无论是对于不可裂解的linker-payload如MCC-DM1和SPDB-DM4,还是可裂解的linker-payload,其linker的不稳定性确实会导致payload的同时释放。
提高linker的稳定性一度成为下一代ADC药物开发的核心,但是更好的linker稳定性并没有转化出更好的MTD数据,同时在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毒性。
百奥泰的HER2 ADC BAT8001采用和T-DM1相同的payload和DAR值,但是采用了更稳定的linker,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血液和肝毒性,最后停止研发。
因此,对于linker稳定性是药物代谢、疗效和安全性的平衡,一味的最求linker的稳定性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。
对于魔弹这一跨越百年的理论,同样并没有符合预期。以放射线偶联药物为例,以不同的靶点进行考察,发现集中肿瘤部位吸收的偶联药物比例少于1%,这一点对于ADC药物同样如此。
也就是说偶联药物的代谢主要的健康组织发生,而非在肿瘤部位发生。
在此种情况下,在健康组织部位的非靶依赖的小分子毒性和MTD就显得极为重要了。
payload在体内的代谢是决定ADC药物的关键,但是ADC会显著改变payload的PK特性,并且在临床前和临床阶段展现不同的特性,临床前阶段的payload代谢往往被忽视,这为ADC药物的剂量设置带来挑战。
因此对于ADC药物的代谢,要将linker的稳定性、药物的正常组织的吸收和肿瘤部位的吸收综合进行考虑。
基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,可以将ADC开发可能存在的三个误区修正为:
1.ADC药物和小分子payload的MTD基本一致,同时由于MED的数据并未临床建议,只能说相较于同一归一化浓度的小分子payload,ADC药物体现出更高的药物响应率。
2.linker的正确的稳定性需要对疗效和毒性进行平衡,过于稳定的linker可能还是带来额外毒性。
3.靶向、非靶的代谢吸收和linker稳定性共同决定了payload在肿瘤部位的浓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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